Interview: Neil Leach interrogates Patrik Schumacher
对谈：关于参数化主义，尼尔•里奇对帕特里克•舒马赫的诘问
Published in: Time + Architecture, 2012/5, Digital Fabrication,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Magazine, China
翻译：郭蕾Guolei
Abstract: In this interview Patrik Schumacher defends Parametricism as the global style for the 21st Century, conceived in the great lineage of epochal styles like Renaissance, Baroque and Modernism. It is defined and argued for on the basis of its results rather than in terms of its adopted techniques. The renewed concept of style is defended as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global movement of Parametricism. The task is posed of advancing Parametricism from avant-garde hegemony to mainstream hegemony. To achieve this Parametricism is grounded in a general theory of architecture - the theory of architectural autopoiesis - which in turn is grounded in a general theory of society, namely Niklas Luhmann’s social systems theory. This theory understands society as a system of communications. Accordingly all architectural design is communication design. Under the heading of ‘parametric semiology’ this conception can be operationalized via the integration of agent based crowd modeling into the design process.
摘要： 在此对谈中，通过把参数化主义设想为继文艺复兴、巴洛克及现代主义这条历史脉络的又一划时代风格，帕特里克.舒马赫捍卫了其作为二十一世纪全球化风格的事实。参数化主义的定义与论证基于其结果，而非所采用的技术。作为构建和推动参数化主义全球运动的因素，风格这一概念也通过重新阐释得以巩固。为推动参数化主义由先锋主导地位到达主流主导地位，舒马赫借由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衍生出一种基于普遍社会理论的普遍建筑理论：建筑自生系统，而参数化主义正是基于此理论。在这里，社会被理解为一个交流系统，一切建筑设计相应地成为交流系统设计。在“参数化符号学”的标题下，交流系统设计可通过与智能体群聚模型的结合在设计过程中具体操作实现。
Key words: parametricism, relational logics, multi-agent systems,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communication theory, parametric semiology
关键词： 参数化主义；关系逻辑；多智能体系统；社会互动模式；交流理论；参数化符号学
你创造出“参数化主义”一词来指代一种你所谓的“新型建筑和都市化的全球风格”。一方面，我钦佩你没有用那些惯常的前缀，诸如“xx主义的复兴”，“新xx主义”或“后xx主义”来指代，从而避免遵从于一种许多历史标签都常常屈服的逻辑（那在我看来有些缺乏勇气和自信）。但是另一方面，我却感到“参数化主义”这一定义出于很多原因都存在着深刻的问题：
A． 它征用了一种计算机技术的概念，并把其与一种美学相联系。
B． 它没能有效区别算法技术（如Rhino的Grasshopper插件，Processing计算机语言，Rhino脚本化编程语言，Maya脚本化编程语言，GC参数化建模软件）以及参数化技术（如Catia，数字建模Digital Project）
C． 它没能有效区别参数/算法技术以及简单模型技术，还有所有那些产生于如扎哈、盖里等一类事务所的“前计算机形态”。
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你有否想过应使用另一个称谓？很多人对于“参数化”这个词都心存疑虑，只因所有设计实则都为“参数化”，我们也总是在调节“参数”。或许应该冠以“协同设计”更为适宜（正如彼得.楚门的用法）。在西方应用计算机技术前沿的人鲜有使用“参数化”或“参数化主义”一词的，但在中国出于某些原因这个说法仍然流行。
我认为现阶段对于基本设计原则统一性的强调，把参数化主义与一切先前的建筑风格壁垒分明地彻底区分，比在运动内部基于不同技术做出区分更加重要。对于主要的内部区别，我已保留了从属风格，如果他们现在还未被辨识，我希望在即将到来的阶段它们能够繁荣壮大。（另外，我质疑任何先前的风格——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或古典主义在任何有意义的方面是“参数化的”。我同时也对这一称谓不再通行表示疑义。）
因此，对于我来说，一种全新划时代风格的涌现，一套兼顾形式和功能两方面的全新原则和价值，比通过特定计算机技术而来的方法论和过程创新更加重要。这也就是我把那些设计程序并非基于计算机技术却共享这种新风格的原则和价值的作品也涵盖进来的原因。毫无疑问，新设计工具和程序根本性地处在这场运动的核心地位，但是，即使风格及其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更加复杂的计算机技术的进化和应用，它却决不能被缩减到技术本身。对一系列新技术和设计方法论之间区别的观察是清晰的。但是，这些不过权宜之计，并未上升到随之而来的风格之战中意识形态划分的程度。关于名称的问题，我再次申明：由于在思考上和操作上关联性和附属性的至关重要，比如“协同逻辑”，我同样也考虑过称其为“关系本位主义”或“关联性主义”。但我认为“参数化主义”因其普遍性而更加有力。就建筑的根本组件而言：一切建筑元素都成为参数化可塑的（也因此能够彼此之间关联和互动）。
在我的文章参数化释义中，曾写道：“计算机运算的世界所承诺的决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激进地达成设计的新途径，在此，我们把新的计算机技术植入进化和涌现系统，并实时孵化和测试这些系统，以使图示和现实完成双向转化。在此新视界中，形式应最大程度视为无关。取而代之，我们应聚焦于更加智能和富有逻辑的设计过程。逻辑应成为新的形式。按照你当前对算法设计方面的兴趣，比如“多智能体系统”，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我只同意一部分，即，参数化主义最笼统的操作性定义指“相关逻辑”（无论协同或智能体），而非特定的形式特征，如曲线性。但是，我必须强烈否定你所指出：“形式应最大程度视为无关”。无论形式还是功能，对建筑来说永不可能无关。从文艺复兴时期创立起，“形式之于功能”就是建筑学科及其论述中的主导划分。以逻辑对立形式，如同以过程对立结果。这是错误的二分法。过程最终实现形式：城市形式，建筑形式，构造形式。这些形式促进社会功能，比如，它们构建并促发社会互动。通过同时对多限制条件反应，“多智能体系统”一直被用来生成比依靠直觉得出的更复杂精细的建筑模型。其最终建筑形态具有复杂的空间秩序。因此，目标结果是“有序的复杂性”——一个相当抽象的开放式定义。那样的形式结果只意味着一个目的，就是促进最至关重要的更复杂的生活程序。
另外，我最近开始使用“多智能体系统”来模拟这些生活程序，比如，在设计空间中可被预期或需求的空间占用和社会互动模式。设计师对特定空间组织及社会场景联接秩序的推测，首次获得实施的可能。定义智能体行为规则和倾向与空间设计和建筑特征相关。随之涌现出的互动模式则使设计师有的放矢地聚焦于重复校准建筑空间形式与智能体活动趋势。由于其构建秩序的作用，即使评判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在于它是否促进了生活程序的效率，但建筑形式仍为我们需要定义的终极结论。应用于此的设计程序和算法逻辑需要最终达成形式结果。在一场先锋运动的早期阶段，新的设计程序可能被着重强调以提升设计能力。在此阶段，过程创新本身可能就呈现一种价值和结果。然而，终极分析中，过程只能是结果形式和目标功能的达成手段。任何对此“方法-结果”等级关系的逆转都只能导致对过程的盲从。
对你使用“风格”一词也存有些许争议。我能理解这或许是普通大众理解建筑的方式——可谓从外部去看。但对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来说，这是否是一个适当的用语？从你的论述看来，你认为设计只有唯一途径——它是一系列对特定技术和设计策略的操作——归结为一整套设计流程。当然，所有流程都产生结果。因此，其最终产生的形式，能够作为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被识别出来。但那种表现形式难道不仅仅只是那些流程的结果么？或者，你把结果看得至高无上，所以设计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本末倒置地去完成一个能达成特定结果的形式生成流程？
是的，你现在才算准确地找了正确等级关系。“结果”的确非常重要。它们是最初的“形式结果”。但与杰夫瑞.开普尼斯的形式主义不同，我认为这些“形式结果”是通往“功能结果”的唯一途径。所谓“功能结果”，我指的是彼此衔接的建筑场域内的社会秩序及结构，比如，在某特定社交情境下，通过组织建筑空间秩序使相关参与者在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中找到彼此，进入特定的相关群集。至于“风格”的概念：它事实上是公众得以对建筑产生印象的唯一概念。即使从你诟病的角度看来，放弃这个概念都不正确。我认为这个概念在建筑学科内部也意义非凡。从十九世纪初产生之始，这个概念就以一个关键性问题：“现代工业化文明应以何种风格体现？”促进了建筑学的发展。风格概念彻底开启了一场讨论，最终带来了现代主义的决定性突破。我相信如今它能够再一次启迪我们。但首先需要还原并澄清某些误读：比如，风格如同一种时尚；或风格意味着肤浅并仅仅关于外表。我把前卫风格作为一种设计研究程序来阐释，可类比重要科学范式。在其主流阶段风格提供了最佳实践原则。如果详尽制订这些原则，它们就能同时提供形式及功能的设计启迪（包含禁忌和信条）作为评判（及自我评判）的原则，而且也成为推进和强化设计的清晰指导（如同我为参数化主义所做）。永远质问你是否赋予设计基本元素更多变化性，更大程度自由；永远试图为次级系统寻找更进一步的变异；永远在设计中体现自身及其与周边肌理更紧密的关联和依赖。简短来说，就是永远不同，永远变异，永远关联。
如果，如弗莱德里克•詹姆森所言，后现代性以吸纳一切为符号和商品作为特征，没什么能避免晚期资本主义市场环境的均质趋势。换言之，后现代性之所以屹立不倒是因其确实具备得以存在的抗力和替代观点。作为结果的“差异”或“抗力”恰好成为后现代性市场环境中的替代观点。很多“抗力”或“压倒性”的形式实际都是后现代性用来佐证自身的症状。就参数化主义而言，压倒后现代性为时尚远，那么它能否被看作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产物？
参数化主义无疑是对现代主义危机的一种（新近的）回应；而且，参数化主义论述，即当代建筑学论述，确从后现代哲学（后结构主义）中汲取了机敏的理论思考。但参数化主义显然是全新的，即使它通过解构主义和“表皮折叠派”与后现代建筑产生（辩证的）线性联系，本质上它反后现代理论联系。另外，我不认为晚期资本主义逻辑是均质。特别与前一个福特主义时代大批量生产对比，我倾向认为它内部存在更大差异。
我们不应期望参数化主义或建筑在一般意义上抵抗晚期资本主义逻辑（文化或经济）。 正如我在《建筑自生系统》第二卷中断言的那样，我不相信建筑（即使先锋建筑）应被塑造成政治抗议形式或抵抗姿态。政治辩论和干预发生在社会政治系统之中。建筑的任务是进化其设计策略以创新地改造建成环境来适应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涉及政治的方面取决于政治系统，涉及经济的方面取决于经济系统，诸如此类。所以，与其质疑并以自身替代其他社会功能系统，建筑学科不如改进提升自身独有的回应及解决方法，以期与其他社会系统（政治、经济、科学等）的提升相协调。只要我们为政治家、商业领袖和科学家的考虑提供解决方案，就可避免他们对当代建筑指手画脚。在成功回应社会挑战的同时，建筑学科需要自主地决定和掌控如何最好地回应。
因此，就其融合性、可适性及漠视政治的方面，参数化主义是后现代性的产物。但我也主张坚决远离后现代文化的另一方面，即对多元论不负责任的颂扬和“万事成空”的相对主义。后现代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在现代主义危机之后，作为一种临时的反方法论是必要的。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实证主义、实证社会学以及现代化理论崩溃之时，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所倡导的哲学多元论。但是，在当下后现代性文化论述不再是合乎要求的理性趋势。在激进的批评、反讽和解构之后，应把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更富于建设性的详尽阐述作为目标。它应与新式复杂精致的社会理论相关。尼克拉斯.卢曼既为我们带来了建设性的理论，它吸纳了后现代性内涵及其自我映射循环，还觉察到自身固有的偶发性。我的建筑自生系统理论就试图为社会次级系统提供一个名为“建筑”的类似系统理论体系。它直接与卢曼包罗万象的理论系统相关联。
你支持一种新全球风格，却同时又把自己定义为“先锋”。这两个角色能否调和？或者，是否任何运动一旦成为主流都会失去它的先锋性？
从不再局限于建筑前卫部分这个意义来说，运动本身丧失了纯粹先锋状态，那是受欢迎的。事实上只有主流随之觉醒，一场运动才是真正的先锋。否则它终究谈不上前卫派。当风格成为主流并肩负提高全体建成环境的责任时，创新研究仍可在此主导范式或风格下继续。确实存在某种风格的极端实验作品已获主流领导权的例子。在我的理论里，先锋和主流的分野和联接是建筑学的永久结构。前卫研究在研究范式获取主流领导权后仍将继续。为超越真实项目需满足的经济功能限制条件，创新仍需强化加速。因此，通过特定宣言式建筑、学术及艺术领域资源和平台，先锋设计研究得以持续。
有潜力的风格以如下阶段提升：首先， 作为有竞争力的途径之一进入先锋部分。然后，晋升为有主导权的先锋派。这就是参数化主义已达成的。接着，通过提供成熟高性能作品，其风格开始进入（高端的）主流作品，不再仅仅是试验或宣言。这始于像扎哈•哈迪德事务所、渐进线事务所、莱兹+梅本事务所，等。最终，它把仅是一种杰出的主流风格变成全球最好的实践范例，掌握主流领导权。我个人在先锋及主流领域都有实践，因此不愿为了任何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一家像扎哈.哈迪德这样的公司现在可能会更多关注主流实践，应用过去25年设计研究的成果。但是，即使是一家这样增长中、商业也很成功的公司仍然为并非直接应用在项目中的先锋研究留有空间、资源和兴趣，关注未来才产生实际效果的远期成果。所以我把先锋作为永久制度。历史运动和革新不会在先锋阶段和主流阶段发生断裂，只会在发生质的提升时产生变更，比如，范式改变的阶段，或长期主导范式征兆下某种研究渐增的阶段。过去十年中这种渐增研究发生在参数化主义征兆下。虽然一种风格的主导权能吸引更多研究者聚集在它周围，但主流领导权不是这样渐增研究的必备条件。相反的是，即使先锋领导权并非绝对预设条件，但集聚共同的研究无疑只能由关键性成员开始。
你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信条”一词。那与你关键的理论立足点前后一致么？
是的！我已详尽总结了在这场运动中实际运行的“信条”。广泛的事实表明，即使对这些原则的普遍坚持事实上亦无污点。此经验事实我不吝以“禁忌”和“信条”这样的用语一再强调。只因我同时阐释了这些原则的合理性。我甚至还解释了在每一次理性的实践中（比如一次竞赛），不过分疑虑地依赖这些既成原则，比一再质疑分析每个新设计动向恰当与否要好。因此，在参数化主义中论及的“信条”和“禁忌”恰恰不是武断的教条。它传达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理性的实际运行参数化主义的先验原则，使我们的共同直觉合理化。我已证明依靠这些原则是正确的，未来仍会这样去做，以被持续检验（直到更好的原则出现）。另外，还有一点基本概念需要阐述：以一致原则去工作不仅对设计研究者至关重要，对以整体趋同的力量去推动学科进步也很重要。为使研究积聚，至少在发生质的进步所需时间内，把设计原则作为信条是必须。运动需要信条和禁忌。
你使用尼克拉斯•卢曼的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立足点——特别是他的“交流理论”。但看起来把交流理论和语言相联存在一个问题，特别是当使用“符号学”时，那样一来，建筑更少关于“内容”，更多关于“形式”。曼纽.德兰达已建议应跟从吉尔.德勒兹更有助益的哲学理论，因其更倾向于物质主义者观点，同时仍是一位关联主义哲学家。所以你能否尝试通过德勒兹哲学重新思考你的理论立足点。
德勒兹的哲学洞见和他与加塔利的创造性概念（“根茎”；“聚集”；图示；平滑与条痕空间，等）都已存于我的建筑自生系统理论中。后者因其在2008年命名为“参数化主义”的建筑运动基本概念内部存在多时，所以可以说它本就在此理论之中。而前者则是通过尼克拉斯.卢曼哲学的超级理论被引入。卢曼的理论系统确有考虑到二十世纪哲学（哲学的语言转向、后结构主义）和科学（控制论、复杂系统理论）的主要智性进步。但以德勒兹替代卢曼是不可能的，因为德勒兹并未发展出一套系统化的社会理论。那样的社会理论为阐述建筑综合理论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即建筑社会功能）提供必要框架，以此为起点评价建筑学科内离散结构的合理性，并通过升级智性和方法论来源引导未来发展。
卢曼主张把社会的生活程序概念化为一种交流的过程，而不是物质再造的过程。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抽象概念。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贴切和有力的概念。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交流问题。人类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都和社会自身生发的复杂性有关。即使在个体层面，我们的一切问题也都是交流问题。即使那些关于我们生活实实在在的物质性问题也往往转化为交流问题。比如，当你生病，你需要请求路人或朋友找医生，然后你需要告诉医生病情并考虑自己的健康保险。当你需要到澳大利亚旅行，跨越物理距离不再成为问题，你的问题变成是否需要申请签证；能否负担机票；机场海关边检是否拥塞，而你又能否顺利通过。这些交流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建筑。一个有雄心的建筑想要为下一阶段文明做出最至关重要的贡献，不是以何种技术和材料来创造一具外壳以免受自然环境和野兽的攻击，而是如何为特定的交流互动创造一个复杂精致的场所来聚集和组织（社会化的）相关参与者。因此，我相信交流理论能为建筑自我说明提供简洁高效的框架。但是，正如我在自生系统第二卷跋中阐述的那样，此理论观点最终与物质基础相一致。终究，交流也是一个基于信息和物质媒介的过程。此处需特别强调的是，尽管把交流作为建筑实体论基础的主张是全新的，但它已经被非常详细地理论化地阐述在1200页的《建筑自生系统》当中。我也在建筑联盟的设计研究实验室和其他一些学校中率先尝试操作和应用这套新实体论。这一新建筑实体论的有效性并非通过最初宣言发出原始诉求来证实，而是取决于随之而来更详细的阐释和结论——首先是理论，其次是实践。它通过自身结果令人信服。它决不是一个“哲学性真理”的问题。
植根建筑理论于交流理论旨在使一切建筑空间都以交流为基础构想设计。空间支持的功能体现了它的意义。依据参数化主义功能策略，空间的功能根据社会互动/交流的动态格局构建，比如，设定参数化变量和动态事件情节，不要只用固态时间表来满足功能表的陈规。参与者能通过建筑空间联接预计互动场景的类型和特点，以及相应行为和交流方式。空间，以内含特定社会功能向参与者发出邀请；也因此塑造出进一步的交流。这样一来，作为进一步交流的前提，空间被内置于自身边界之中。空间也把参与者带到与预期交流环境相契合的特定群集之中。
在建筑史中，通过多智能体模型实现的计算机群聚模型技术，使模拟生活程序并把它与设计过程合并第一次成为可能。如Processing计算机语言这样的基本工具，或“MiArmy”, “AI.implant”（Maya插件）和“Massive”这样的特殊工具，使建筑师更易操作设计环境里的行为模型。智能体模型不应只局限于人流流线模拟，而应包含所有空间占用和社会互动模式。用脚本语言编程的智能体行为与环境构造和形态特征有关，比如，编程使智能体对环境暗示产生反应。此类空间暗示或触发机制包括家具和其他人工构件配置。此举旨在建立动态的人工构件网络。形态特征、空间色彩和材料肌理与环境参数（比如光环境）共同塑造特定场域影响智能体行为模式。建筑空间的意义由场域内可预期事件或微妙的互动模式决定，此新方法是建筑符号学成为参数化符号学的基础。这意味着建筑语义能够进入设计媒介（即数字模型）。符号学项目意味着设计中把所有形式-功能的关联化入统一的意义系统。此系统是一个映射（关联）系统，它把内涵意义的区别或多样性（即社会互动形态）投射到表意符号的区别和多样性之上（即给定场域内空间方位和形态特征），反之亦然。如果编程后智能体持续地响应相关编码方位和形态暗示，则从环境联接形态中可读出预期行为。但是，不同于一祯一祯地模拟场景，智能体模型通过定义智能体与环境特征相关的倾向来工作。随后涌现出的事件是由局部环境中智能体互动而产生的全局模式结果。如果这一点成功实现，建筑则完成组织事件场景顺序的工作。由此，建筑的意义、构建和保持生活程序的能力，都在设计过程中得以模拟和评估，也成为创造性地推测和累积设计表达的直接目标。建筑的新交流实体论能够在设计模型中操作。此概念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保持一致，同样也与德勒兹和德里达的关联主义哲学保持一致。